米乐资料来源：国家体育总局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《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（20192020年）》

　　生活性服务业是增进人民福祉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领域。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。

　　目前，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？与人们的消费需求相比，还存在哪些短板？提升供给水平、满足百姓生活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？近日，记者聚焦健身房米乐、家政服务、便利店、充电桩等细分领域进行了采访。

　　“我们小区新开一家健身房，半年只需2000多元；里头空间挺大，健身设施也较为齐全，步行3分钟就能到。”说起新开的这家名叫“Daily fitness”的健身工作室，家住北京朝阳区金台里社区的居民吕文东十分兴奋。作为体育爱好者，吕文东喜欢跑步，也经常光顾健身房，杠铃、哑铃、动感单车、卧推深蹲，都是他的强项。

　　“平常工作压力大，饮食上油脂过剩，去健身房是减压放松、健体塑形的好方式米乐。之前去离我家最近的健身房要走15分钟，有些远。现在一抬脚就到，真是太方便了。”吕文东说。

　　如今，百姓健身消费热情高涨，跑步机、瑜伽垫、各式器械上，都能看到健身爱好者挥洒汗水的场景。生活平台小红书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9年有近1000万人通过该平台学习科学健身方式，运动健身类内容比上年增加98.62%。

　　健身消费一路走俏，与政策利好持续释放分不开。2009年，我国设立第一个全民健身日；2014年，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；艾瑞咨询《中国运动健身行业发展趋势白皮书（2019年）》显示，2017年我国健身房总数37627家，其中健身工作室占70.2%，大型俱乐部占29.8%；2019年1月，国家体育总局、发展改革委印发《进一步促进体育消费的行动计划（20192020年）》提出，到2020年，全国体育消费总规模达到1.5万亿元。

　　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，中国运动健身行业发展大致有4个阶段：2000年以前为大众自发运动；2000年以后，第一批健身俱乐部品牌陆续出现，大多聚集于一线年后，随着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，运动健身从自发休闲模式走向专业指导模式，健身服务需求上升；近年来，互联网健身兴起，科技带动行业升级。

　　“近年来，在数量增长与品质建设上，我国健身产业发展有长足的进步，但不可否认，相较于庞大的运动消费群体，国内健身设施仍表现出总量相对不足、地域分布不平衡等特征。”美团到店综合休闲娱乐业务部负责人梅超说。

　　美团点评发布的《美团点评健身行业报告》显示，目前一线城市健身俱乐部等门店数量已达4225家；私教工作室数量庞大，一线倍多。上海和北京是国内健身中心数量最多的城市，两大城市健身俱乐部门店数量总计约2800家，私教工作室数量总计约6700家。

　　“在一、二线城市，健身房还是挺好找；但出差去三、四线城市，会发现想找个健身房还挺难的，这说明有些连锁健身房品牌还没把触角伸到更多的城市去。”吕文东说。

　　围绕用户需求，将智能科技应用到运动场景建设、装备开发以及课程服务创新中去

　　“之前，我大多在家里跟着健身APP Keep上的视频课程练习健身；近来，我喜欢线下运动，现场接受专业教练的指导，健身效果更好。”在北京西直门附近上班的白领朱媛媛说。

　　上周六，朱媛媛在一家健身房参加了一场训练，“空间的装修风格是我喜欢的，给人一种时尚感。硬件设施也很完善，储物柜、更衣室、直饮水一应俱全。更重要的是，全程训练下来，科技感、专业性、趣味性都很强，训练效果很好。”朱媛媛说。

　　“区别于传统的健身房，我们的团课采用2030人小团课的授课模式，并为用户提供包含自研及第三方课程在内的10余种课程选择，用户可以根据自身水平和兴趣自由选择课程。”这家健身房的空间运营总监杨沐田说，用户在手机APP上可随时根据自身时间和喜好单次预约付费合适的课程，让“买运动”和买电影票一样简单。

　　近年来，移动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，“互联网+健身”受到越来越多健身爱好者的青睐，更移动、更智能、更轻便等特性，刷新了人们的消费体验。

　　“未来的运动健身行业发展方向应该是数字化、智能化、专业化。”乐刻运动创始人韩伟说，借助互联网，健身平台能够形成用户个人的“健身档案”。教练能根据“健身档案”，开出具有针对性的运动“处方”，做出有效的健身指导，规避不科学健身。

　　“运动健身行业应当适应用户需求变化不断前行。”梅超认为，在互联网场景下，用户期待智能服务升级，尤其是运动数据的应用和反馈。运动健身企业要围绕用户需求米乐，挖掘用户生活中更多消费点与消费场景，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将智能科技的应用融合到运动场景建设、运动装备开发以及优质课程服务创新中去，最终为用户打造更加完善的运动健身生态。

　　韩伟表示，随着健身需求快速增长，我国健身产业正在由花费高、受众少的“预付费现金流模式”，转型为服务刚需、平价消费，满足社区和写字楼等人口集中地的“数字化发展运营模式”。健身机构应通过数字化改造，降低健身成本，提升健身场地使用效率，让更多用户能够享有高频次的健身锻炼机会。

　　去年上半年，在深圳某建筑企业上班的刘建明很郁闷。他被公司派到中部某省份督导工程项目，历时半年，工作之余，刘建明在当地某健身俱乐部办了张健身年卡。临走前，他想将该卡转让出去，没想到被泼了一盆冷水：转卡要按卡内剩余费用的40%收费，还得按照1∶1的比例对余额进行充值。“我卡里还剩1000元左右，照此计算，我转个卡先要扣除400元，还要再充现600元！”

　　“办健身消费预付卡本想图个方便，结果预付卡变成了糟心卡糊涂卡。”刘建明有点生气。

　　深圳市消协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去年前8个月，该市消协组织收到健身预付卡消费投诉3038宗，与2018年同期相比增长82.46%。主要问题包括：充值会员费后申请退款与商家协商不成；因商家装修、搬迁、转让等原因导致消费者无法享受后续服务；售前和售后私教服务质量存在差异；会员卡售出后不可转卡或转卡需要支付不合理的手续费等。

　　“少数健身机构因资金链断裂、经营不善等原因，发生倒闭、卷款跑路、失联等现象，让消费者受到损失。”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。

　　一些健身消费者还会遭遇健身房的霸王条款：“物品丢失概不负责”“自行承担运动风险”；有些健身房内卫生状况、器械完好程度等不尽如人意，教练水平、课程科学性也乏善可陈，这些都成为人们进入健身房的“绊脚石”。

　　“在健身房健身时，消费者往往容易遇到两种纠纷，一是寄存物品被盗，二是健身时身体受伤。中消协调查发现，尽管90%的健身行业商家都签订合同或提供服务介绍，但合同内容往往要求消费者自行承担风险，尤其是上述的两种情况。这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，这种不合理条文应该取消。”陈音江说。

　　专家认为，针对普遍的消费痛点，健身服务业要尽快提质升级，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，“这样才能换来更多回头客，推动行业发展行稳致远。”